通过瓦西里的渠道，他请求一次会面。

这再次出乎我的意料。

他哪来的勇气？

还是说，他天真地以为可以和我“谈生意”？

在那家边境小镇简陋的旅馆房间里，我看着他。

他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沉稳，眼神里的锐利被一种商人式的精明所包裹。

他开门见山，提出要合作，做“更大的生意”。

他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内部物资积压、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的窘境，甚至暗示了对更高层级“闲置资源”的兴趣。

他的胃口，大得惊人。

更让我心惊的是，他抛出的条件。

单独一成五的利润作为我的“安全保障费”，交易方式由我定。

这不仅仅是贿赂，这是一种精准的利益捆绑。

他看穿了我们这个庞大肌体下的腐败脉络，懂得如何用金钱润滑这些锈蚀的齿轮。

而最后，他抛出了那个最具杀伤力的信息——边境口岸即将开放。

“到时候，做生意的人会成千上万。垄断还有意义吗？”

他平静的话语，像一把冰冷的匕首，刺穿了我试图维持的、依靠信息不对称和权力寻租构建的壁垒。

他说的是事实。

时代的闸门正在松动，旧有的阴影交易模式即将暴露在阳光之下，价值将急剧缩水。

我，或者我们，必须在潮水退去前，捞到足够多的鱼。

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消灭他，或许能暂时维护某种虚幻的“纯净”，但也会失去一个在新时代洪流中，可能为我们攫取巨大利益的、独一无二的工具。

他拥有我们缺乏的灵活渠道、高效的消化能力，以及一种近乎预知风险的诡异能力。

我妥协了。

不是为了他那套“合作共赢”的说辞，而是出于最现实的利益考量。

在旧秩序崩塌前，利用他，最大限度地转化那些躺在仓库里、正在缓慢锈蚀的“国家资产”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