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他妹妹也死了，也是痨病，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着沈志远，嘴唇动着，想说什么，但已经说不出话了。

沈志远跪在床前，握着母亲的手，没有哭，只是跪着，像一根木头。佟国璋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酸了一下，但很快就被生意上的事冲淡了。

他供沈志远读了几年私塾，又送他去北平读大学，不是出于亲情，而是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——也许是对妹妹的愧疚，也许是对自己的愧疚，也许只是觉得，这是“应该做的事”，做了心里就踏实了。

现在，沈志远走了。

走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余地。把佟国璋一个人留在这里，留在这座灯火通明的公馆里，留在这群阿谀奉承的人中间，留在这个他精心编织的、用谎言和谄媚搭建起来的世界里。

佟国璋忽然觉得很累。

不是身体的累，是灵魂的累。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蜘蛛，织了一张很大很密的网，把自己裹在里面，越裹越紧，越裹越密，最后连动都动不了，只能等着猎物撞上来——或者等着网被撕破。

他抬起头，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。

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银白色的光带，像一条路，通向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。

他盯着那条光带，忽然想：沈志远走在哪条路上？是月光照着的这条路，还是另一条更黑、更暗、更窄的路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只知道一件事——明天，他还要去见日本人。

明天，他还要继续鞠躬、继续微笑、继续喊万岁。明天，他还要继续做那个“佟先生”，做那个日本人眼中的“满洲精英”，做那个在宴会上谈笑风生、在酒桌上推杯换盏、在黑暗中独自发抖的人。

他端起酒杯，把杯里凉透的酒一口喝干。

酒液已经没有了温度，像水一样冰凉，顺着喉咙流下去，在胃里凝成一团冰。他打了个寒战，放下酒杯，站起来，椅子向后滑了半尺，发出一声短促的吱呀。

“诸位，”他说，声音沙哑而疲惫，像一架老旧的留声机在缓慢转动，“今晚就到这儿吧。改日再聚。”

众人纷纷站起来，有人鞠躬，有人点头，有人握手，有人拍肩膀。

刘德柱拍了拍佟国璋的肩膀，想说几句安慰的话，但张了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

赵文斌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，动作依然干脆利落，像一把折叠尺，但起身的时候，眼镜滑到鼻尖上，他伸手扶住，手指在微微颤抖。

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。皮鞋声、脚步声、说话声，渐渐远去，消失在走廊尽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