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三点，院门被敲响。

敲门声很有节奏：两轻一重，停顿，再两轻。这是约定的信号——来的是“自己人”，但又不是常客。

苏婉清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两个人：前面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外国女人，短发齐耳，穿着卡其布外套和长裤，脚上是沾满灰尘的短靴。她身后跟着个扛相机的年轻男子，同样风尘仆仆。

“苏女士，好久不见。”外国女人用生硬但清晰的中文说，伸出手，“我是玛丽·温斯洛。”

苏婉清愣了愣，才认出她来。两个月前见过的美国记者玛丽，那时她还是长发，穿连衣裙，说话时总带着探究的笑。

现在像换了个人——头发剪短了，皮肤晒黑了些，眼神锐利得像能剥开皮相看到骨头。只有那口音没变。

“玛丽女士，请进。”苏婉清侧身。

玛丽走进院子，目光快速扫过：晾晒的棉布、堆在墙角的竹筒、正在熬药的小炉子、还有那几个好奇张望的孩子。

她的摄影师——一个叫汤姆的年轻人——已经举起相机，“咔嚓”拍了一张。

“这些照片，可以吗？”玛丽问。

“请便。”苏婉清引他们进堂屋。

贾玉振已经起身相迎。玛丽看见他，眼睛一亮：“贾先生，您看起来……很疲惫。”

“大家都一样。”贾玉振请她坐下，“玛丽女士这次来，是？”

“深度追踪报道。”玛丽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，“《时代》周刊的特约任务。您知道，我两个月前那篇《‘希望’的实验》在美国引起了不少反响。

现在毒气战的事传到西方，我的编辑们想知道：一个民间组织，是如何让几十万人在生化武器面前保持秩序、成功防御的？”

她顿了顿，补充：“他们还想知道——您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采访开始了。

玛丽的问题很细，像手术刀：

“毒气警报是怎么传递到每一个街区的？尤其是贫民窟、棚户区，那里很多人不识字，也没有收音机。”

“民众为什么不恐慌？据我所知，在伦敦，一次普通的空袭警报就能引发踩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