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。

我换上了老支书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一身他儿子留下的、半新不旧的蓝色劳动布衣服，虽然有点短，但好歹比我那身乞丐装强多了。把依旧有些困倦的星娃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包袱皮裹好，背在身后（火妞则彻底隐去身形和气息，趴在我另一个肩头），跟着一脸凝重、如同要去赴鸿门宴的老支书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走去。

三年过去，通往公社的土路似乎没什么变化，只是路边的杂草更高了些。空气中弥漫着清晨的湿气和泥土味，偶尔能看到早起下地的社员，看到我和老支书，尤其是看到我时，都跟见了鬼似的，远远就躲开了，指指点点的议论声顺着风隐隐传来。

“看！那是……陈铁根？”

“他不是掉崖死了吗？咋又……”

“妈呀，真活见鬼了！老支书咋跟他走一块儿？”

“小声点！别让那工分牌‘听’见了！”

听着这些议论，我心里更有数了。看来我这“死者归来”的消息，经过一晚上的发酵，已经在屯子里炸开锅了。也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解释。

公社大院还是老样子，灰扑扑的二层小楼，墙上刷着有些剥落的标语。门口值班室的老头正打着瞌睡，被老支书叫醒，一看是我，吓得差点从椅子上出溜下去，指着我说不出话。

“老马头，别嚷嚷！”老支书压低声音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“铁根没死，回来了！我们找李主任办点事，你该干嘛干嘛！”

那老马头看看我，又看看老支书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敢多问，缩回了值班室。

我们径直来到公社主任办公室。李主任是个四十多岁、有些秃顶、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，正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看报纸。看到老支书带着我进来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，手里的缸子也放下了。

“老张？你这是……这位同志是？”他显然也听到了些风声，但故作不知。

老支书上前一步，脸上堆起惯有的、带着点讨好又藏着精明的笑容：“李主任，给您汇报个天大的喜事！我们屯的陈铁根，他没死！他回来了！”

“陈铁根？”李主任推了推眼镜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，“就是三年前掉鹰嘴崖那个？老张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！失踪三年，推断死亡，这是有档案记录的！你说回来就回来了？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李主任，我就是最好的证据。”我上前一步，不卑不亢地开口，目光平静地与他对视，“我没死，只是在山里迷了路，受了伤，被……被一个老猎户救了，养了三年伤，最近才找到路回来。”

这是我早就想好的说辞，简单，经不起细究，但暂时够用。

“老猎户？哪个老猎户？叫什么？住哪儿？”李主任连珠炮似的发问，显然不信。

“深山里独居的老人，没留名姓，我伤好他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。”我面不改色。

李主任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手指敲着桌面：“陈铁根同志，不是我不相信你。但你这事，太离奇了！公社有公社的规矩，档案不是儿戏！你说你回来了，总要有点凭据吧？比如……你的户口本、之前的工分记录什么的，还能找到吗？”

他这是明知故问。我一个“死了”三年的人，那些东西早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