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清查户籍，老兵们还负责推行新作物、组织军训、调解纠纷。青州府的知府曾在奏折里写道：“残兵驻乡，如利刃入泥，虽不显眼，却能断腐根、疏淤塞，使政令通达，民心归向。”

李砚看到奏折时，只是淡淡一笑。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士绅阶级盘根错节，是大一统的最大障碍，他们垄断知识，勾结官吏，把持地方，若不加以遏制，迟早会成为帝国的隐患。而这些伤残老兵，就是他插在士绅心脏上的一把刀。

士绅们自然恨透了这些老兵。他们曾试图贿赂、陷害，甚至勾结匪盗，却都被老兵们一一化解。因为这些老兵背后，是整个大秦的军队和皇权。一个老兵受辱，全县的老兵都会联合起来；一个乡镇出事，府里的驻军会立刻赶来。几次硬碰硬后，士绅们终于明白了——这些带着伤疤的老兵，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。

“以前县里的秀才老爷见了俺们都翻白眼，现在见了赵尉官，老远就点头哈腰。”平安镇的村民们说起这事，都觉得解气。

士绅的衰落，还得益于李砚推行的“官话”制度。

大秦的疆域辽阔，方言众多，别说南北差异，就是相邻的两个县，说话都可能听不懂。这不仅阻碍政令传达，更不利于民族融合。李砚于是规定：以长安话为基础，制定“大秦官话”，凡士兵、官吏、学生，必须学会官话，否则不得入伍、不得升迁、不得参加科举。

军营成了推广官话的主阵地。来自草原的蒙古兵、江南的汉兵、西域的胡兵，每天训练前都要跟着军官朗读官话口诀：“一二三，向前看；四五六，齐步走……”一开始大家觉得别扭，蒙古兵卷着舌头，江南兵带着软音，常常引得哄笑，但久而久之，都能用官话顺畅交流了。

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！

“以前跟江南的弟兄打仗，靠手势比划，现在能说官话，配合得好着呢！”一个蒙古骑兵拍着身边江南步兵的肩膀，用略显生硬的官话说。

士兵退役后回到家乡，又成了官话的传播者。他们教家人说官话，在村里的学堂当兼职先生，甚至连吵架都用官话——仿佛谁的官话说得标准，谁就更有理。

官话的普及，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壁垒。一个云南的土司子弟，在长安的学堂里用官话与波斯的留学生讨论算术；一个山东的商人，在南洋的港口用官话与当地土着讨价还价；甚至连西南山林里的部落，也开始学着说官话，因为他们发现，会说官话的人，能从官府那里领到更多的种子和农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