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望知道，安德烈以及他背后的人，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他们需要这些物资来缓解内部的矛盾，或者填充某些人的私囊。

“……清单和数量，我们需要详细评估。”

安德烈最终妥协了，但语气强硬，

“另外，交货时间和地点必须严格按我们的要求来！

首批物资必须在口岸具备通行条件后第一时间送达！”

“具体细节，可以由双方技术团队对接确认。”

陈望将皮球踢给了即将成立的“协调办公室”的专业人员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陈望的“北疆通航”进入了另一种模式的繁忙。

他不再需要为筹集天文数字的资金和物资而焦头烂额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频繁地与“协调办公室”派来的工作组开会。

他需要详细说明安德烈那边的需求细节、可能的交货节奏、以及对物资品质的大致要求（比如，罐头是什么品类，毛纺品的厚度规格等）。

“协调办公室”展现出了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。

一道道指令从北京发出，全国各地的轻工总厂、纺织厂、食品厂被动员起来。

生产“出口特供”罐头、加厚毛毯、印花暖水瓶、大号搪瓷盆和柔软毛巾的任务，被迅速下达。质量要求远高于国内标准，但价格也由国家统一定价收购。

陈望在这个过程中，严格恪守自己的本分。

他只提供信息和建议，绝不插手具体的生产和采购。

他的核心团队，如张大山，主要负责与工作组协调物流信息，确保按照对方要求，将集结在口岸仓库的物资准确无误地交接；

李秀兰则负责与“协调办公室”的财务人员对接，清晰记录每一笔应由“北疆通航”收取的“信息服务费”和“组织协调费”，账目清晰，分文不差。

关于飞机交接方式，在双方技术人员反复论证后，最终采纳了陈望最初提出的、也是最直接的方案：利用封冻的界河，修建临时冰面跑道，飞机直接飞过来。

这个任务，自然落在了边防团的身上。

周股长协调工兵部队，以“边境防卫设施测试”为名，在选定河段动工。

而接收飞机后转场的简易机场，则由“协调办公室”协调地方，征用了一个废弃的农用机场并进行紧急平整加固。

时间悄然来到了1981年底。经过近一年半的漫长准备、谈判和等待，一切就绪。